摘要：蔡桂生，复旦大学法学学士（2006），德国波恩大学法学硕士（2011），北京大学法学博士（2012），德国波恩大学法学博士（2013），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2016），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出版有专著《构成要件论》、《Zur Taeuschung ueber zukuenftige Ereignisse beim Betrug》等两部，译著《刑法总论教科书（第六版）》、《德国最高法院判例：刑法总论》（合译）、《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等三部，发表论文、译文四十余篇，参著著作多部。研究领域为经济刑法学、国际刑法学。

访谈伊始，蔡桂生便建议，“不希望像学生上课一样我讲你记，既然是对复旦的回忆，那就是在讲过去的事（即故事），如果你也喜欢听故事的话，咱们来一场不拘一格的故事式的访谈”。于是，他如讲故事般娓娓道来，在复旦校园学习生活的一幕幕场景徐徐展开。很多年过去，复旦留给他的印象，都体现在张震岳《再见》这首歌的歌词里：“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他对复旦的回忆很莹澈且有记念。毕业已经十五年，他依然感激母校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

一、复旦本科回忆：如何看待法律知识中的记忆训练

由于在高中文理分班时偏爱历史，他选择了文科，2002年，他从福建考入复旦大学法学院，并在复旦度过了四年的本科时光。因高中学习的惯性使然，他初入大学时认为仍然应该保持优秀的学习成绩。然而，大一上学期的成绩并不如愿，复旦的同学也都很聪明，相较而言，他发觉当时的自己并不聪明，老师给分似乎也较为严格，若不采取合理、有效的学习方法，难以在众多优秀同侪中取得较理想的成绩。于是，他尝试了各种学习方法，以判断哪种方法适合自己。第二学期他开始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训练，结果却（有些意外地）凭借知识储量取得了较高的分数，自此以后，学习成绩便稳处于院里男生中的第一梯队。

他完整经历过各阶段的学习模式，从本科到博士（乃至博士后）、从中国到欧洲，如今又在人大任教，因此，他对各学习阶段有较为深入的体验。他回忆道，在本科时，许多人可能会选择给分好的老师的课，然而，这与能否学到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是两回事。当年的期末考试与如今区别不大，多是考名词解释、简答论述、案例分析或者以结课论文形式考核。法学因为涉及法条，而若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法律规则，对于初学者而言难免需要记忆。他认为本科是初级阶段的学习，绩点高低很多时候取决于对法律规则的了解，但是，不能因为枯燥而就忽视了基础训练，因为本科是迈向更高阶段之前的准备。事实上当今社会也存在着很多较为初级的工作，他认为，无论是在初级阶段，还是在较高级的阶段，在学习和工作中均要有耐心。要能在平凡的常识、常理、常情上下功夫，尽管在重复训练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所做之事技术含量不高，但对于初学者而言，“难事必作于易；大事必作于细”，专业知识默记于心，理论基础夯实于行，方能在日后结合社会形势、历史背景及人性沉浮深入分析相对复杂的法律案件。

由于在高中文理分班时偏爱历史，他选择了文科，2002年，他从福建考入复旦大学法学院，并在复旦度过了四年的本科时光。因高中学习的惯性使然，他初入大学时认为仍然应该保持优秀的学习成绩。然而，大一上学期的成绩并不如愿，复旦的同学也都很聪明，相较而言，他发觉当时的自己并不聪明，老师给分似乎也较为严格，若不采取合理、有效的学习方法，难以在众多优秀同侪中取得较理想的成绩。于是，他尝试了各种学习方法，以判断哪种方法适合自己。第二学期他开始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训练，结果却（有些意外地）凭借知识储量取得了较高的分数，自此以后，学习成绩便稳处于院里男生中的第一梯队。

他完整经历过各阶段的学习模式，从本科到博士（乃至博士后）、从中国到欧洲，如今又在人大任教，因此，他对各学习阶段有较为深入的体验。他回忆道，在本科时，许多人可能会选择给分好的老师的课，然而，这与能否学到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是两回事。当年的期末考试与如今区别不大，多是考名词解释、简答论述、案例分析或者以结课论文形式考核。法学因为涉及法条，而若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法律规则，对于初学者而言难免需要记忆。他认为本科是初级阶段的学习，绩点高低很多时候取决于对法律规则的了解，但是，不能因为枯燥而就忽视了基础训练，因为本科是迈向更高阶段之前的准备。事实上当今社会也存在着很多较为初级的工作，他认为，无论是在初级阶段，还是在较高级的阶段，在学习和工作中均要有耐心。要能在平凡的常识、常理、常情上下功夫，尽管在重复训练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所做之事技术含量不高，但对于初学者而言，“难事必作于易；大事必作于细”，专业知识默记于心，理论基础夯实于行，方能在日后结合社会形势、历史背景及人性沉浮深入分析相对复杂的法律案件。

二、在人文涵养中提升自己，时间的厚度能澄清误会

“复旦的人文课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复旦大学是一所著名的综合性院校，学科门类齐全，学问气氛浓郁，古今中外各种学说相互交融，各种学术流派的思想兼收并蓄。蔡桂生在校期间广泛学习、修读了各类基础课程，其中既有法政类，还有人文、经管、外语类。他说，当时自己在法学中学得最好的，除了刑法便是国际法，而在所有学科中，除了法学则是哲学。特别是王德峰老师的哲学课，让他对很多问题有了新的理解，开启了其宽口径学习的思路，这是他在复旦的一项直接的收获。除了法学和哲学，他还提及当年上的韩昇老师的历史课程，该课程用的是樊树志老师著的教材《国史概要》，他说，可惜那会年纪尚小、阅历尚浅，只是读了这本历史书表面的文字，还基本读不懂这些文字背后的深意。几年后他在异国他乡学习、生活了四年，在从事专业研究时通过对各种制度的历史渊源加以追溯，才逐步了解了世界史和中国史，回国后重读《国史概要》，才发现以往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均有偏差和误会，因此，其觉察到时间才是拨乱反正的重要指针。古人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历史方面的体悟，是复旦求学给他带来的一项间接的收获。

三、任教人大：以人文的精神育人、工作

蔡桂生从欧洲回国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校徽中有三个人，意为“人民”、“人本”、“人文”，这对于他的影响，也便是以“以人为本的精神”从事本职工作。复旦大学人文类课程在给他的影响之中，便早已播下过“以人为本”的种子。谈及在人大刑法教研室的教学研究工作，他自评是一名较踏实的员工。他打趣地提到，“人大的刑法排名很靠前，刑法老师大多很用功，因此刑法老师的头发大多都会出问题，要么变白，要么变秃”。他说，教学与科研是高校普通教师的工作，在教学方面，对本科生，主要是基础知识的传授；至于研究生，则可以讨论一些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科研方面主要是阅读消化文献、发表相应的学术观点。他指出，学术写作不仅必须实事求是，以第一手证据来提出观点和加以论证，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而且不得夸大宣传、不弄虚作假、不冒充自己会外文（尤其是小语种）和古文、不做伪注。学术作品和文学作品有区别，不宜纯凭个人兴趣“好作文章”，因为凡是写出来的白纸黑字，均会成为进一步争论的根据，乃至可能成为反对你的证言。科学上的论述，需面对读者的品鉴，专家的挑剔，不得不慎重。至于其学科和社会意义，则是让在同一学科领域的同行去辩驳、去检验性地使用，或者为亟待解决问题的人提供有益的参考。现在不少人，只一味关注发表论文的级别和数量，而无视论文的内容，这是伪科学、而非真科学，如此最终也只会蒙骗、坑害了自己。

四、与刑法学结缘：苦中作乐，体味人生

谈及选择刑法学的原因，蔡桂生引用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该比喻引自王磊：《宪法的司法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每部法律都有其独特的味道，刑法的味道是苦的，因为它代表着惩罚与制裁；民法的味道是酸的，因为它旨在损害赔偿、恢复原状；宪法的味道是甜的，因为它告诉公民有哪些权利。”由于有历史方面的触觉，而中国古代便有较为发达的刑事实体法（刑律），机缘巧合下，他与刑法学结缘。他认为，刑法虽苦，但刑法却是任何社会中都不可或缺的基本法律。如果认真研究刑法学，甚至能够有苦中作乐的感觉，并得到更深层面的人生体悟。

五、寄语学子：博学笃志，切问近思

蔡桂生认为，作为一名复旦学子，首先会认识到复旦大学是学科齐全、全面发展的综合性名校，这是最初阶的理解，其次，可以逐步地学会品味复旦的校训。第一教学楼东面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十个大字，大意指的是广博地学习各种知识、技能，笃定自己的人生追求，切中肯綮地发问，思考较为切近而非过于遥远的事情。博士不应学成窄士，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受传统影响较深的社会里学习法律，尤为如此。复旦在民间也有校训，依照他的理解，这一校训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含义，其在当今大致体现为“真实的意义在日常、在细节”，坚守常识，做好平凡的每一件事，各种事情要做得踏实，踏实才会留下进步的脚印。最后，复旦学子来到复旦大多也都不易，故应好好把握在校读书、生活的时光，珍惜学校在自己身上留下的正向印记，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如有可能，应让这些美好的印记发挥出其积极的影响。

对于希图从事学术研究的复旦学子，他有如下的判断：本科时就打算走学术的道路，为时尚早，若有条件，可以选择先读研；硕士生时若对学术有兴趣，可以约导师聊话，导师能看出学生在学术方面是否有发展的可能。是否以学术为业，只在博士阶段才会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人生抉择问题。我们应该清楚了解专门的科学研究和业余的科学研究的区别，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环境中思考不同的问题，“切问而近思”，从而做出稳妥而无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