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之神巴菲特曾说：“也许从短期来看，一次投机或许会让你获利更多，但是从长远来看，任何一次投机都会造成全盘皆输。”英飞尼迪集团董事总经理赵丽梅对这句话有着深刻的认识。2010～2011年，VC/PE行业被pre-IPO临门一脚的暴富神话搅动得躁动不安，许多机构为了追求流动性和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成熟期项目，日渐偏离创投轨道。而英飞尼迪团队成员依然我行我素，奔波于各个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精心挑选在他们看来有可能成长为谷歌、腾讯那样的伟大公司的技术火种。
赵丽梅说自己是有梦想的人，英飞尼迪团队也是有梦想的团队。看着那些技术的种子在自己团队的培育下萌芽成长，最后成为行业内乃至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公司，心里的那份满足感是无法用收获到的物质财富来衡量的。
挑战自我
2014年4月5日，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EMBA2014年春季班的班会上，一名学员在做自我介绍时，把之前做过介绍的40多位同学的名字和工作单位一一准确无误地说出，课堂为此一片哗然。来自四面八方、首次聚在一起的50多名学员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这位学员，并一下子记住了她的名字——赵丽梅。
这样的时刻在赵丽梅的人生当中并非第一次，非凡的记忆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以及性格中的倔强和勤奋，使得她不论在学校还是在职场都能交出让自己满意的答卷并得到大家的认可。对于超凡记忆力这一禀赋，赵丽梅不以为意，她说这只是因为自己掌握了科学的学习方法，是平时努力的结果，其他人也可以做到。
赵丽梅出生在青岛胶州市，少年时的她就以“学霸”美名闻名乡里。1996年高考时，不出众人所料，赵丽梅以全市文科状元的身份成为被复旦大学法律系录取的两名山东籍考生之一。当时，以赵丽梅的成绩可在清华、北大、复旦三所大学中任选，最终，向往江南水乡烟雨蒙蒙、小桥流水的她报考了复旦大学。从这一选择中不难看出，这个在创投界赫赫有名的“女汉子”，骨子里却有着浪漫的情怀。
进入大学的赵丽梅，保持着自己主动求学的习惯和张弛有度的学习方法，“我上课的时候精力非常集中，课余时间的生活也非常丰富，不会整天抱着书本死啃。该玩的时候就尽情地玩，该学的时候就集中精力学。”法律系繁重的课业，赵丽梅应对自如，空下来的时间里，她开始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选题，“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不想在年轻的时候虚度，希望做更多的事情来不断提高自己。”赵丽梅是复旦大学法学院历史上第一位在法学权威期刊（《中国法学》）上发表文章的本科毕业生。她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中国的互联网事业刚刚兴起，法律界对互联网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于是她主动请缨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赵丽梅的想法得到了导师的支持，除了将她的研究纳入课题经费支持范围，还介绍她到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集团广达电脑实习，以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研究生三年，赵丽梅著述颇丰，不但在法学权威期刊和多家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还与导师合著出版了45万字的《网络法概论》。她超额完成了研究生期间的课业任务，以发表论文数量和质量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获得上海市三好学生、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复旦大学“光华自立奖”唯一特等奖等荣誉。“我天生就保有对新鲜事物的好奇，越是有挑战性的、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我越想去尝试。”显然，她这种乐于接受挑战的个性正是做创投必不可少的品质。
毕业后，赵丽梅在广达电脑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她参与创建了集团法务部。待集团的法律事务工作慢慢走上正轨，喜欢迎接挑战的她萌生了去意。在她的心里，青春就应该充满激情，绝不能在安逸中老去。经过慎重考虑，赵丽梅考入美国常青藤院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并最终获得法律硕士学位。毕业后，她进入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PE。
“当时凯雷正在中国做企业并购，被收购企业委托我们所做法律顾问。我全程参与了这起并购，开始了解VC/PE这个行业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掌握更多有关VC/PE行业的知识，赵丽梅转入一家全美排名前十的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这家律所在处理基金设立环节的法律问题方面属于行业翘楚。很快，善于学习的赵丽梅洞悉了VC/PE行业的运作规律，并能举一反三，设计出更好的基金架构。但是，律师执行的都是客户已经确定的事务，无法在某个项目刚启动的时候就积极地给予意见，也无法对底层的商业运作模式有更多的影响。为此，不甘人后的她又开始寻找可以突破自己的机会。正巧，进入中国五年多的以色列英飞尼迪集团正在招聘法务主管。借此良机，赵丽梅于2009年正式跻身创投行业，开始展露她的创投才华。
创新思维
赵丽梅介绍说，英飞尼迪是一家以色列创投公司，它把闻名全球的以色列创新思维带到了中国，并将其注入到团队每个成员的心里。带着创新思维寻找项目的英飞尼迪团队，总能发现极具爆发力的技术种子，这让许多同行感到非常羡慕。
“2012年IPO关闸，行业因此面临新一轮洗牌，机构投资也开始从后期向早期转变。但是看惯了成熟期项目的机构突然改去看早期项目会有很多的不适应，因为它看成熟期项目时形成的一套制度文化与早期项目是不相容的。”在赵丽梅的眼中，创投并非仅仅是由募、投、管、退几个环节组成的，在它中间还蕴藏着深层的文化根源。
赵丽梅对比了中以创新文化的差别：中国文化崇尚中庸，并不太讲究冒险和创新。虽然现在国家倡导创新，但是要一下子转变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观念绝非易事。首先，从教育方面来看，以色列从小就教育孩子要敢想敢问，敢于突破，敢于挑战。而中国的家长喜欢听话的小孩，应试教育也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此背景下，很多家长也不知道如何引导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孩子，还会把他们作为问题儿童来看待。现在一些中国家长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把孩子送到体制外的私立学校接受个性化教育。
其次，以色列政府非常重视创新，有一整套扶持创新的机制。上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启动了技术孵化器计划。这一计划由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主导，委托孵化器管理团队进行管理。对于孵化器投资的高科技早期项目，国家会配比出资85%。国家的这部分出资属于非追索性贷款，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倒闭，这部分资金就不再追讨。而如果企业经营良好，国家会通过提取销售收入等方式收回本金，获利部分则归投资者所有。15%的私人投入能够撬动85%的国家资金，这一政策鼓励了许多投资者和创业者，因而带动了以色列创新企业的发展。目前，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中，以色列企业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的企业。
第三，很多中国企业有拿来主义思想，觉得做创新费力不讨好，做“山寨”却是理所应当。只要细心琢磨，对一些技术做反向推解并不难，技术界还有一个与之相应的术语叫“反向工程”。中国有许多做反向工程的小企业，经营得有滋有味。赵丽梅曾经接触过一家做反向工程的企业，这家企业把以色列研制的先进设备买回来，拆解研究后便自行生产，并用低价销售的手段占领了中国市场。拥有该设备知识产权的以色列企业把这家企业告上法庭，后者虽然输了官司，支付了一些赔偿款，但并未停止经营，这种惩处也起不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一个人做一件坏事得到的利益远远超过他受到的惩罚，他就会有动力继续做坏事。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大的国家，企业会因为剽窃行为被罚得倾家荡产，也就没有人再敢去冒这样的险，只有这样创新才会发展起来。中国并不缺乏资金，但资金都流向了pre-IPO项目，选择投资成熟的企业。有些企业家宁可选择把厂子卖掉，也不选择投入去做研发。”对于中国创新环境的现状，赵丽梅的话一针见血：“要想传统企业能真正转型，第一要解决的就是发展创新思维，第二就是国家要对知识产权保护实施严刑峻法。”
“犹太人非常善于从无到有、从0到1地创造，但是不善于长期持有，做大做强，即不善于从1做到10，或者从10做到100。而做大做强恰恰是中国人擅长的事情，把以色列的技术和中国的市场结合起来，双方的合作就会很有空间。”赵丽梅对于中以在高科技和创投领域的合作充满信心。
英飞尼迪结合自身擅长挖掘创新的特点，把以色列的一些新技术带到国内落地，使其形成规模化的发展。赵丽梅介绍，公司现在正在孵化一个以色列的磁脉冲焊接项目。这个项目非常环保，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焊接技术，而且这款焊接工具经久耐用，可以连续使用十几年、二十年。但由于以色列的市场太小，再加上机器使用寿命长，使得该技术无法投入规模化生产，在研发阶段投入1800多万美元的企业也被迫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结果，英飞尼迪买下了这项技术并将其引入中国。“这项技术在中国国内还是空白，它可将不同种金属的器具焊接到一起，比如金和铜、铜和铝之间的焊接，非常适用于军工和航天等领域的特种焊接。因为焊接设备经久耐用，我们正在创新商业模式，从传统的销售转向租赁，按照焊接模组数量向企业收取租赁服务费用，以此来创造稳定的现金流。”赵丽梅说，创新在英飞尼迪无处不在。
2005年，英飞尼迪曾把以色列ShellCase公司拥有的一项晶圆体封装技术引入中国。英飞尼迪及其控股的这家以色列企业，与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了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对项目进行孵化。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晶方半导体公司就开始盈利，并成长为中国大陆首家、全球第二大能大规模提供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WLCSP）量产技术的高科技公司。该公司于2012年6月顺利过会并于2014年初在上交所挂牌，成为马年挂牌第一股。在9年多的时间里，英飞尼迪团队及合作伙伴顶着压力勤奋工作，把一项曾被大多数人认为毫无价值的技术培养成了摇钱树，毫无保留地展现了VC/PE“点石成金”的魔力。
“在退出方式上，我们把投资人回报的稳健性和高收益结合起来考虑。晶方盈利后，我们就把这项技术卖给了一家美国的上市公司，收回了大部分投资本金。之后，我们又把拥有的部分股权卖给了晶方的一个客户，回笼了剩余本金并取得了收益。按照晶方2014年年初发行时的市值计算（目前市值约是发行价的2倍），该项投资为我们管理的Infinity CSVC基金带来了8倍以上的回报。”赵丽梅介绍说。
立体孵化
任何企业都要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初创期的企业一般都要经受缺钱、缺人才、缺资源等问题的折磨。这是企业发展最困难的时期，孵化显得尤为重要。赵丽梅认为，中国企业的孵化环境还有待成熟。首先，从宏观方面看，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还不够完备，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地方股权交易市场的发展都还刚刚起步。其次，许多地方政府设计产业园区的思路偏离了孵化企业的初衷。中国孵化企业所使用的产业园区模式，一般是先建设办公楼等硬件设施，然后推出免租、免税政策吸引企业入驻，待环境慢慢炒热后再“腾笼换鸟”获取租金收益。很多园区的业绩评价指标是落户企业的数量及注册资本和税收的多少。为此，园区会抛出诱人的税收减免政策来吸引企业入驻，但对于还没有利润的中早期企业来说，税收减免的吸引力并不大。税收优惠会吸引更多的成长期企业入驻，但也因此难以发挥孵化小企业的作用。再有，中小企业数量庞大，地方政府应当为企业和资本方搭建沟通的平台，在宏观上把控，而不应该过多插手中小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政府要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起到引导和带动的作用。现在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不注意做宏观把控，却对小微企业的经营管得过多，这并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一直跑在创投一线的赵丽梅，对中国的产业园区建设有自己独到的认识。
凭借在以色列运营孵化器并推动其上市的经验，英飞尼迪集团通过旗下的中以国际高新产业孵化与加速基地“创苑”提出了两个“3000到5000”计划。第一个计划是指提供3000到5000平方米的场地，便于中小企业集中进行经营活动。第二个计划是设立3000万到5000万元的孵化基金，专项投入到园区里面的企业。创苑会通过资本的纽带作用保证被投企业的发展，场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对于人员的配备，创苑也会严格按照投资的标准进行选择。创苑立足国际化，吸收了以色列和欧美孵化器在孵化加速投资方面的经验，致力于通过“基金+基地”的创新模式，对早中期科技型企业进行投资孵化，为吸引和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创苑的创新模式得到了中国投资协会股权和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的肯定，将其列入首批“中国创业投资示范基地”名单，创苑由此成为国内首家获此资质的创业孵化园区。
“如果有地方政府说我只给你一栋楼，那么我们可能就不考虑合作了，因为那成了我帮你做招商引资。”赵丽梅说投资有投资的做法，如果仅仅是帮助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那孵化就变得流于形式，无法真正孵化企业。“如果说政府建设的工业园区是一个批发商，那我们就是零售商，我们会针对每一家中小企业的特点进行投资和投后服务管理。在此过程中，园区要提供场地，另外还要准备一部分专项孵化资金，用于企业的孵化和发展，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算不上太大的投入，现在我们在上海的金山区和江苏的扬州市正在做试点。”
成立一年多以来，创苑已在上海金山区投资了4家企业，在扬州投资了2家企业，这几家企业运转良好。其中，总部位于上海的凯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已被某上市公司看中，打算收购。对于这家企业，英飞尼迪计划长期持有，因此只同意该上市公司持有不超过20%的股权，这样既解决了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也不影响英飞尼迪对凯诘公司的主导权。今年5月，凯诘成功获得了孩之宝公司旗下的变形金刚品牌中国区全互联网跨品类排它性授权。除孩之宝公司自行运营的玩具品类之外，凯诘将可以基于互联网生产和销售该品牌所有其他有商标注册的品类商品。这意味着凯诘公司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创苑对中小企业的投后服务以金融为主线展开，并兼顾企业的媒体公关和技术发展需要。对于企业后续的资金需求，为了不稀释创业者太多的股权，创苑会帮助企业贷款，会做一部分夹层资本。另外，创苑还会帮助企业在新三板或股权交易中心挂牌，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对于一些以互联网为主的企业，创苑还会对接中国电信、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外部战略合作资源，帮助企业进行市场开拓和技术发展。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除了受制于创业者的管理水平，还要看企业的对外宣传是否到位。为此，创苑与“第一财经”等多家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帮助那些尚未建立公关部门的初创企业进行对外宣传和公关营销。“英飞尼迪的售后服务算不得高大上，我们会针对企业不同阶段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服务，有时甚至连员工招聘这种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都会揽下来，以免企业经营人员分心，使他们能全身心扑在企业技术研发和市场的拓展上。”
事实上，并非每家投资机构都能与企业建立起这种亲密的关系。英飞尼迪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其占股比例一般不会超过20%，从而保持了创业团队的有效激励和积极性。另外，英飞尼迪投资的一些项目都是在早期介入，这正是创业企业缺少弹药粮草、经营异常困难之时，因而会在很多方面更依赖投资机构。“做早期投资比做PE的要求高得多，因为PE主要看企业团队和财务状况就行了，一家年净利润3000万元的企业根本就不需要外界插手管理。而这些早期的小企业确实需要我们，我们会根据它们的技术特长，看看能为它们切身做点儿什么。”赵丽梅说，投早期企业拼的不仅是眼光和胆识，还要付出更多精力。
当被记者问及，现在许多机构都盯着成熟的大项目，挣短平快的钱，为什么英飞尼迪要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的时候，赵丽梅回答：“我们就像是一个故事中提到的在沙滩上走的小孩，他会把退潮后困在沙滩上的鱼一条条捡起来扔回大海。有人问他：你这样捡有什么用？也救不了所有的鱼。这个小孩回答：虽然救不了所有的鱼，但是救一条算一条。”说这番话时，赵丽梅很动情，她眼中闪耀着光芒。
募资心得
在“募、投、管、退”四个环节中，“募”是股权投资的基础。在创投界，赵丽梅的募资能力有口皆碑。而最初进入英飞尼迪的时候，她从事的并不是创投实务，而是后台法律工作。从法律转向商业是赵丽梅在紧张工作之余做出的自主决定。“很多人说我是华丽丽转身，事实上我是苦哈哈转身。”虽然赵丽梅喜欢投资工作，但是她明白，公司请自己来是做法务的，首先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才能涉及商业业务。如果因为打算投身商业而耽误了本职工作，那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做商业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约见客户，去做沟通。为了能够挤出时间，我会在白天把基础的法务工作做完，然后在晚上去一点点细化。因此，开始接触商业的两三年里，我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生活中也没有周末，没有休息的概念。”对于创投事业的热爱，让赵丽梅情愿付出更多艰辛的努力。
赵丽梅说，之所以自己募资能比较顺利，一是与讲诚信的个人品质有关，二是由于英飞尼迪集团在投资界良好的口碑和信誉。英飞尼迪集团成立于1993年，2003年进入中国。2004年与苏州工业园区合作成立了中国第一只经中央政府批准的中外合作非法人制创投基金：Infinity CSVC，营业执照编号是00001号。“创新就要有代价，前面没有可循的经验，就要去摸索。当时结汇要跑国家外管局，几个来回大半年时间就过去了。”赵丽梅非常认同英飞尼迪的创新文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美元基金在中国投资有诸多限制，英飞尼迪于2009年调整募资策略，开始大规模募集人民币基金。恰在此时，加入英飞尼迪的赵丽梅参与到了募资工作中，她的募资能力也由此开始显现。
在赵丽梅的印象中，第一只地方基金的募集比较顺利。对方是一个政府平台，正打算成立创投基金，而英飞尼迪有项目，有成功的案例和多年积累的成功经验，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共同成立了人民币基金。之后，赵丽梅不但做到每年募集设立一只基金，还成为英飞尼迪集团第一位成功独立募资且迄今为止募资规模最大的团队成员。她的募资及设立基金纪录中包括很多第一：英飞尼迪中国地区第一只独资管理的基金，第一只产业基金，第一只成功二期民营化扩募基金，主导设立了重庆市第一只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基金。
“募资不是简单地你去找钱而别人就会给你。商业都是讲求双赢的，你首先要对投资人有价值，双方还要有平等的诉求，以祈求的心态去募资就很难成功。”赵丽梅这样介绍自己的募资心得。另外，募资的架构设计也非常关键：资金架构设计合理，能够满足各方需求，募资就容易成功。架构一定要力争能迅速落地，否则就很难实施。如果有一个资金架构设计得非常合理，非常完美，但落地需要三五年时间；而另一个架构比较简单，规模比较小，但是几个月就能落地，赵丽梅一定会选择后者。她的人生理念是一定要脚踏实地，要一步一个脚印，大的东西虽然宏伟，但很难落地，最后大多不了了之。小的东西虽然成绩可能不那么突出，但是落地有声，能够产生实际效果。
一般情况下，工业园区与基金管理机构合作有三种模式：一是合作成立基金，二是做孵化器，三是做园区开发建设事务。在中国，如果有成本低廉的土地，做园区建设可能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但要拿地、立项、建设，过程漫长而困难。最重要的是，作为创投公司的英飞尼迪不擅长房地产运作，这会造成很大风险。但对英飞尼迪来说，做基金驾轻就熟，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所以，在三种合作模式中，赵丽梅首选合作成立基金。等待时机成熟，团队建立起来后再去做孵化器。“因为做孵化器不赚钱，如果一开始就选择这种合作模式，公司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毕竟投资机构是企业，而不是公益机构。”赵丽梅很能权衡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目前，英飞尼迪正在募集一只由美元和人民币组成的双币并购基金。赵丽梅说，美元基金的持有时间长，可以投资一些早期项目，人民币基金的持有时间短，可以投资一些成长期或偏后期项目。这样的安排会使投资涵盖早期、成长期、成熟期等各个阶段，使基金结构更加稳固合理。
价值认同是赵丽梅募资屡屡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英飞尼迪的募资对象一般为机构和政府，另外也会有一小部分个人投资者，他们大部分是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企业家。这些如今已经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大都怀有实业救国理想，对科技兴国有着深刻认识，英飞尼迪以技术为导向的投资理念正好与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这些个人投资者很愿意与英飞尼迪合作。“这些个人LP知道英飞尼迪不是急功近利的投资机构，不会赚一笔钱就跑掉。他们对于被投项目也有所了解，在经营过程中还有可能助上一臂之力，甚至会在恰当的时机收购被投企业，成为他们企业产业链的一部分。”
在产业领域的选择上，英飞尼迪关注TMT、现代农业、水务、环保清洁技术、医疗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等行业。出身胶东农家的赵丽梅一直有一个农业梦想，她深信中国的农业生态产业有着巨大的投资潜力，但同时她也认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最困难的投资领域。“以色列的农业很发达，将以色列的经验引入中国，与中国的农业上市公司合作，搭建一个农业并购基金大平台，涵盖早期孵化、成长期投资、上市公司并购等活动，并辅以金融平台、技术平台、营销平台、院校培训平台、农产品交易平台等支持，这些都是我们正在探索的事情，已经有几家上市公司找到我们希望合作。”赵丽梅说，她希望这只基金的投资人是真正热爱农业的人，看重长期健康稳健的资本回报，而不追求短期暴利。此外，她还会拿出一定比例的基金投资净收益，专门做农业领域的公益事业。
畅谈投资之道
《投资与合作》：投资机构普遍反映，现在有些好的项目估值过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赵丽梅：其实不只是投资机构，一些创新企业也存在浮躁现象。很多时候，一个项目刚刚有了概念，GP就可能给它估值1000万美元，这对真正的创业者来说并不是好事。投资有时候就是一个心理学。创苑曾投资过一家早期企业，当时这家企业还默默无闻，但当我们看好这个项目的时候，很多当地的投资机构也想跟投。我告诫团队，投资前不要让过多的人去看这家企业，因为看的人多了，老板的心思就会起变化，变得心浮气躁。
《投资与合作》：请您从创投的角度谈一谈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对于行业的影响。
赵丽梅：多层次资本市场最近传出许多利好消息，新三板做市商制度的出台，“国九条”的推出，对于创投企业融资、退出提供了许多便利。但当前中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还在起步阶段，各种制度都在完善之中，希望新三板不要重复创业板走过的路，后者给出的估值很高，变成了一部分投机者捞钱的工具。
《投资与合作》：请您谈一下VC/PE行业发展的现状，其中存在哪些问题？
赵丽梅：现在中国的VC/PE行业还处于一种募资、退出两难的境地。在募资方面，存在松散无序的问题。国外有专业的募资代理公司和成熟的LP市场，但在国内募资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GP要自己一家一家地去找投资人，甚至必须成立自己的募资团队，成本高，效率低。
在退出方面，国内VC/PE的退出与二级市场联动不顺畅，大多只能依靠IPO。中国的资本市场容量有限，这么多等待退出的项目挤在一起，无异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导致许多投资项目最后都无法退出。国外VC的退出渠道有很多，二级市场转让、并购等渠道也都非常畅通，国内在这方面还有待加强。
《投资与合作》：对于募资和退出存在的问题，英飞尼迪是如何应对的？
赵丽梅：英飞尼迪是积极主动的投资机构，在初期选择被投项目时，已经分析了与项目有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及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战略需求。对所投项目培养一段时间后，会对接与其相对应的上市公司实现并购。这就是英飞尼迪在退出方面主动积极的部署。当然，退出通畅还会成为募资的利好因素，包括现在险资入市以及合作市场的逐渐成熟，都有助于推动募资事务的发展。
募资应该形成体系，而不是散乱无章。对于各方投资者的不同需求，英飞尼迪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做一个梳理，设计出符合各方利益的投资结构。对于流动性要求高的资金，可以做一个结构化的设计，资金退出得早，相应的回报就低。要做好优先和劣后设计，其风险不同，收益也不同。
《投资与合作》：英飞尼迪通常选择哪些退出渠道？
赵丽梅：英飞尼迪并没有固定的退出模板，而是根据项目进展情况灵活掌握。首选是IPO，如果走不通就会选择并购或是管理层回购，无论选择哪种形式都会秉承实现投资人和被投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英飞尼迪曾经做过一个安防器材企业的投资项目。这个项目，我们的团队一直做到大年夜才完成退出。起初，计划等这家企业在国内A股上市后退出，但后来管理层坚持要回购。企业经营靠团队，如果坚持在A股上市后退出，管理团队就有可能由于股权被稀释导致人心涣散，最终影响企业正常运营，导致出现双输局面。本着企业发展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最终英飞尼迪同意以管理层回购的方式实现退出。当然，回报率也不错，年化率达到66%。
《投资与合作》：英飞尼迪非常关注中国的教育市场，在这方面有何布局考虑？
赵丽梅：中国的教育市场非常庞大，大约有2000亿元的规模，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投资。现在中国的IT教育市场已经日薄西山，因为许多青少年从小就开始使用电脑，一般的操作技术都已自行掌握，不需要额外的培训。我们现在正在看一些在线教育的项目，并已开始着手投资。
《投资与合作》：您怎么看当前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赵丽梅：文化产业概念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提出的，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涌现大量好的文化企业比较困难。另外，文化产业是轻资产，对人的依赖性比较大。投资人会担心投资之后如何保证被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果管理团队走了怎么办？
英飞尼迪投资的文化项目主要以文化科技类为主，文化是外壳，科技是内核。我们不会去投资传统的文化项目，因为它们无法复制。
《投资与合作》：以色列的农业技术非常发达，英飞尼迪在中国是否有投资农业的打算？
赵丽梅：以色列的农业技术的确很强，比如有一个利用非转基因技术对种子进行改造的项目“卡伊玛”，我们和李嘉诚先生的维港资本及世界银行旗下的IFC一起投了6500万美元。这项技术可使一些农作物亩产提高20%以上，如果大面积应用于玉米、水稻的种植，产量增长会非常可观。以色列的种业技术很发达，但一般不外传。英飞尼迪之所以投资这家农业企业，是因为它愿意把技术带到中国，跟中国的种子公司或种子基地合作，然后各方根据贡献大小分成，这种合作对中以双方都有利。
中国国内的农业项目，我们也在关注，现阶段的投资方向更多是产业链下游的农产品制造企业、农业技术企业和服务企业，而非直接投资种植养殖企业。当前，农业在中国不是主导产业，比较落后的小农经济还占很大比重，农民的视野局限和分散的土地利用模式都会制约企业发展。基于这种情况，英飞尼迪更倾向于自己找技术，自己孵化项目，从一开始就按照现代企业管理的方式来做，真正实现农业企业现代化、产业化运营。另外，会通过和农业上市公司合作设立并购基金，加速被投企业的资本化进程，提升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水平。
（原文载于《投资与合作》记者 / 张丽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