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访谈】我执——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法官顾建清访谈

多年以后，顾建清仍能清晰地记得那场葬礼。

那是一个有黑社会组织参加的葬礼，在上海，顾建清亲自组织的。当时，从东北包机飞到上海来的黑社会成员塞满了整个礼堂，清一色墨镜西服，“简直就像在电影里一样”。

死者是吉林人，被来自安徽的朋友杀死了，案子很快就侦破，看起来是一件稀疏平常的凶杀案。可是，最终死者的葬礼却是法院安排，黑社会参加。

一回想起那场葬礼的肃杀，顾建清仍然有点心有余悸。“做很多事，往往需要强大的内心。”

一名执行法官

时至今日，顾建清已经记不清自己执行过多少案子了。

他是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法官。从2000年部队转业进入法院执行庭，十四年里，栉风沐雨，大小城市几乎每一座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早晨5点起床，到浦东机场赶7点的飞机到唐山，10点多查封完成以后，坐车12点到北京，赶2点飞武汉的飞机，4点到了立即再买火车票，花3个小时到宜昌，晚上8点去找被执行人谈话，10点了才吃晚饭。刚睡不久，第二天6点就要起来，坐高铁到武汉，再坐飞机到海口，当天再回到上海。”

这样的频繁出差，要占去顾建清一年中的两个月。不同于庭审法官的深居庙堂，执行法官的工作很多时候只能用“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千辛万苦”来形容。执行工作往往面临着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当事人不予配合等难题。由于执行难，很多当事人即使拿到了判决书，也相当于一张空头支票。“一般的案子都不可能在一两年内执行完。我们也只能尽力去做，尽量做到无愧于心”，当事人的权益得不到实现，最终迁怒的，往往还是执行法官。

“没进法院的时候，听人家说，执行庭好，吃香的喝辣的。没想到一进来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回想起当初的选择，顾建清就笑着连连摇头。

“要有一种信念”

在军营中度过了十四年的顾建清，刚进入法院的时候，其实是完全没有法律基础的。按他的说法“就是拿自己的短处跟人家的长处较量。”

顾建清最开始在法院做的工作是书记员，“当时每个月拿四五千块的工资，比部队里面的工资高好几倍呢，一开始是真的非常开心的”。可是，满意的工资并没有就此让老兵安心于这个身份。

“当时受到刺激了”，短暂的沉默后，“总觉得一辈子给人家拎包开车整理文件，也不是个事”，当年抉择时刻的波澜起伏，十余年后却也很难用更多的言语表达。

就在成为书记员之后不久，顾建清报考了司法考试。对于完全没有法律知识，而且已经而立的人而言，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由于工作十分繁忙，顾建清只能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抓紧看书。当时，女儿还年幼，不能理解父亲的奋斗，总是在家中缠着他。一狠心，顾建清将女儿送进了全托班，利用晚上下班以后家中难得的清静时间学习。“要有一种信念，没有不能做的事，只有不想做的事。”，两年的坚韧执着，顾建清通过了考试。

然而，转业军人进法院，面临的困难，远不只是法律知识的不足，更多的还有来自法院内外的误解。当年一位老法官甚至当着他的面说：“你们转业军人，我们法院是不欢迎的”。面对周遭的质疑，顾建清没有过多的争辩，只是不断地学习，一点点地累积，直到成为独当一面的法官。“到现在又一个十四年过去了”。

“现在手下的年轻法官都是很高学历的，就连书记员都是研究生。我只能不断地学习”说到这里，顾建清笑了笑。

道阻且长

在执行庭呆了十四年，顾建清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遭遇，曾经去执行时被工厂员工扣留过，也曾经出差被被执行人一路监视跟踪，有时候甚至会面临生命危险。

不管面对怎样令人不快的情况，顾建清也没有抱怨过，总是希望可以兼顾权益人、被执行人和案外人的利益，还当事人公平公正。

可是，做到公平公正并不容易，很多时候面对当事人的蛮横或者无助，法院也只能把打掉的牙齿往肚里咽。每次一想到那场黑帮出席的葬礼时，顾建清总是哭笑不得。

“法院判决下来了，死亡赔偿金判得很高，但是根本就没办法执行。”那件凶杀案的凶手本身家里就极其贫困，再加上全家唯一经济来源也成为了罪犯，就更加是山穷水尽了。被害人的哥哥是黑社会头目，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地滋扰法院。

进退唯谷之际，顾建清只能求助上级的政法委，通过政法委对地方政府不断施加压力，前前后后折腾了近两年，无数次地协商力争，才最终让政府拨款补偿被害人家属。谁知事情并未就此结束，被害者的哥哥又强硬要求法院组织整个火葬和葬礼。于是，才出现了黑社会团伙参加了由法院组织的葬礼的奇特一幕。

“很多时候，执行层面都离不开政府，也有很多案子最终都不走司法程序而解决”。聊到此处，顾建清总是有种深深的无奈。

十二月的上海寒风扑面，午后的阳光也带不来半点温暖。聊到尽情时，顾建清的手机总是不时就有电话打进来，“跟其他执行法官不同，我的手机号码从来都是公开的，就怕群众找不到我，对法院造成误解”说罢，就有一通电话打了进来。他拿起电话接听，时常眉头紧锁。

撰稿人：刘炽鹏 联系人：黄克